日剧《女仆》她叫川崎真由,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,在东京六本木一户豪宅里做女仆。这是她从四年前开始的工作,每周一到周五,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,准确地重复着每一件家务。吸尘、擦拭、整理、清洗,偶尔在雇主不在的时候,她会拉开厚重的窗帘,让东京午后的阳光铺满整间客厅——那是唯一让她觉得这间屋子还有温度的时刻。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,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,其实是她在逃离另一个人生之后的唯一选择。大学毕业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,每天加班到凌晨,被上司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当成烟灰缸踩着向上爬。辞职那天她站在电车月台上,看着呼啸而过的列车,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可以就这样踏出去的。是站台上一个小女孩掉落冰淇淋时发出的笑声把她拉回来的。 女仆的工作是通过一家中介找到的。面试那天,雇主——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——只问了三个问题:“你会做汤豆腐吗?”“你会不会话多?”“你是那种喜欢乱翻东西的人吗?”答案分别是会、不会、不是。她被录用了。 说来讽刺,这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比她所有的财产加起来还要贵。客厅里那套意大利沙发,佣人房里那幅看不出是什么但听说值两千万日元的画,厨房里那台能自动做咖喱的德国机器。她每天擦拭这些东西的时候,总是很小心的,不是因为害怕损坏,而是觉得这些东西和她不属于同一个世界——她是个客人,一个穿着白围裙、永远在清理别人生活痕迹的客人。 真正让她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异样感觉的,是在她工作的第三个年头。那天她照例在雇主出门后,准备打扫二楼的书房。书房的门通常是锁着的,因为里面收藏着那位妇人的丈夫——一位已经过世五年的政治评论家——留下的手稿和书籍。但那天,门没有锁,虚掩着。那个缝隙大概只有两指宽,刚好够一个人看到里面的一部分。 她本应该把门关上,然后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这是中介培训时反复强调的:看见不该看的东西,不要看;听到不该听的声音,不要听。可那天她不知道为什么,或许是那道光实在太亮了——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来,斜斜地照在地板上,像一把刀的刃口——她推开了门。 书房的布局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她以为会是一间满墙都是书的房间,但事实上只有两面墙有书架,另外两面墙,一面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,另一面是一整面镜子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,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仆装,站在一个她从来不认识的房间中央。镜子映出了她自己,穿着和照片里完全相同的制服,站在同一个角度——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那张照片。 她后退了一步,想要离开,却发现了桌上摊开的一本书。那是一本薄薄的手记,翻开的那一页上只有一句话——用工整的手写体写着:“川崎真由,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?” 她的名字。是她的名字。在这个应该是书房、却充满了更多秘密的房间里,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,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写下了她的名字。她转过身,镜子里映出她的后背,她这才看到自己制服的领口处,那片每天她都只是草草别上去的铭牌背面,有她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四个字——那是韩文,她读不懂,但她知道,那是一种标记。 手机响了,是雇主的号码。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那位老妇人的声音,而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嗓音,平静得像是打了无数次腹稿:“川崎小姐,那间书房的门,是我替你打开的。你该回来了。” 电话被挂断。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,忽然发现,她四年来每天早晨穿上的那件制服,口袋内侧有一样东西——她没有注意到的东西。她伸手去摸,是一张纸条,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: “你不是女仆。你是被送回来的。” 整间屋子忽然安静得像没有了空气。她站在那里,手里攥着那张纸条,东京午后的阳光慢慢移向房间的另一边,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很长。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四年前她辞掉出版社的工作时,中介给她做的一次“能力测验”里,有一道题她一直觉得奇怪。题目是:“如果你看到一个镜子中的自己,你没有在笑,你该怎么办?” 她当时的答案是:“我会走进去。” 此刻,她看着面前这面巨大的镜子,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她没有笑。她往前走了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