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大利《女子护卫队》

意大利《女子护卫队》# 意大利《女子护卫队》 ## 开篇段落 那不勒斯的黄昏总是带着一种金色的忧郁。 1943年9月，当盟军登陆萨勒诺的消息传遍意大利半岛时，我正躲在圣埃尔莫城堡地下的一间密室里，手指上沾满了伪造证件的油墨。那天晚上，特蕾莎修女——我们从不叫她别的名字——推开门，脸色苍白得像是墙上的石灰。 “他们抓了安东尼奥，”她说，“就在市政广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。” 我放下手中的工具。安东尼奥是我们与北方抵抗组织的唯一联系人。他知道十二个藏身处，四个电台频率，还有罗莎的真实身份。 “三天，”特蕾莎说，“他们给了他三天。要么说出所有名字，要么看着他的女儿被处决。” “他的女儿？” “玛利亚。她只有六岁。” 沉默像铅块一样沉重。然后我说出了每个女子护卫队成员都会说的话：“那我们得在三天之内把他救出来。” 特蕾莎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像两颗黑色的子弹。她比我大十岁，曾经是罗马第一女子高中的拉丁文教师，现在是我们这支由十二名女性组成的游击队的指挥官。我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女子护卫队”，但德国人叫我们“圣母连”，因为他们始终不相信会在战场上遇到女人。 “我们需要炸药，”特蕾莎说，“很多炸药。”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。 在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里，我们将计划一次大胆的营救行动。我们需要炸开监狱的围墙，切断通讯线路，还要在五百名驻军的眼皮底下带走一个受过重刑的男人。而在这座城市里，每一张友善的面孔都可能是告密者，每一个神父都可能是情报贩子。 当我们秘密集合在圣基亚拉教堂地下时，我看着周围的姐妹们。玛蒂娜只有十九岁，两个月前还在米兰的歌剧院唱歌；费德里卡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；旧书店老板的女儿朱莉娅，她那双修长的手不仅能修复古籍，还能在三十秒内拆装一把布雷达机枪。 “我们不是战士，”特蕾莎有一次说，“我们只是被战争强迫长大的女人。” 但那天晚上，当我们计划如何炸开法西斯监狱的墙壁时，我感觉不到任何恐惧。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，就像小时候在祈祷时感受到的那种。 费德里卡从披肩下取出了一卷蓝图。那是监狱的下水道系统，是她用一周的时间假装给丈夫送食物时偷偷测绘的。她的丈夫也在里面，关在比安东尼奥还高两层的地方。 “入口在这里，”她的手指划过纸张，“一座废弃的花店。老板一周前被枪决了。” “谁愿意去那里？”特蕾莎问。 地下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片刻。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，包括我的。 特蕾莎的目光一一扫过我们。最后她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。 “艾丽卡，”她说，“你跟我走。” 我从未想过加入女子护卫队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我更没想过，这个决定会带我去往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，去做那些我从小被教育永远不要做的事。 但战争从不问你是否准备好了。 出发前，我亲吻了胸前的小十字架。那是祖母留给我的，她死于上一次战争。 “上帝保佑我们，”我说。 朱莉娅递给我一把小小的半自动手枪，枪管还带着油的味道。 “带着这个，”她说，“上帝只保佑那些能保佑自己的人。” 在那一刻，我们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欢快的决绝。我们将会去炸开那座监狱的大门，救出安东尼奥，也许还能救出费德里卡的丈夫和其他人。也许我们会死。 但至少我们是以女子护卫队的名义，以意大利的名义，以自由的名义。 那不勒斯的夜晚笼罩着我们，像一件宽大的黑披风。我们出发了，十二名女子护卫队的成员，走向那座灯火通明的监狱，走向不可知的命运。 在身后的某个地方，钟声敲响了午夜。这是1943年9月15日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夜晚开始了。 在我身后，十二名女子护卫队成员无声地穿过那不勒斯的巷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须活下去的理由，也有死去的准备。而三天后，无论结局如何，这座古老的城市都将记住我们。 就像特蕾莎说的：“她们以为我们是圣母，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复仇的天使。”# 意大利《女子护卫队》 ## 开篇段落 那不勒斯的黄昏总是带着一种金色的忧郁。 1943年9月，当盟军登陆萨勒诺的消息传遍意大利半岛时，我正躲在圣埃尔莫城堡地下的一间密室里，手指上沾满了伪造证件的油墨。那天晚上，特蕾莎修女——我们从不叫她别的名字——推开门，脸色苍白得像是墙上的石灰。 “他们抓了安东尼奥，”她说，“就在市政广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。”  我放下手中的工具。安东尼奥是我们与北方